斯诺登在莫斯科接受专访:使命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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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华早报 于 2013-12-24
 
进入俄罗斯避难近半年,斯诺登首次亲身接受《华盛顿邮报》连续两天的马拉松式独家专访,透露走上泄密之路的心路历程和美国情报、立法、司法机构的系统性失声渎职。
 
斯诺登对记者表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对我来说,从个人满足的角度,使命已经完成了,”他说,“我已经赢了。在记者们可以开始他们的工作那一刻,所有我一直努力试图完成的事情都得到了正名。因为,记住,我不想改变社会。我想给社会一个机会,决定是否要改变。”
 
斯诺登还再一次强调,他和俄国之间没有协议,也没有把文件泄露给中国情报人员。“如果我逃了,我是从政府逃向人民。”斯诺登说。
 
以下为专访翻译全文:
 
熟悉的声音在酒店电话那头响起,毫不啰嗦:“你的钟具体几点?”
 
他对了一下表,描述了见面的地点:“那儿见。”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J.Snowden)在约定时间单独出现,混迹在一群当地人和游客当中。他伸出手握了一下,然后用肩膀指了指要去的方向。不久,他就带着他的访客到了一个远离公众视线的安全地点。
 
这个超过14个小时的访问是他从6月份到达此地以来第一次亲身受访。斯诺登没有拉开窗帘,也没有走到外面。俄国在8月1日给了他暂时庇护,但斯诺登仍然是情报机关的重点目标。
 
今年暮春时分,斯诺登给了三名记者来自美国国安局的高级机密文件,他曾是国安局的合约工程师。之后是署名,乃至数百的曝光文章,全球各地的新闻机构都在报道他的故事。国会要求解释,新的证据让旧的的案件重审,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解密数年来一直努力保密数千页的文件。
 
这些文件的曝光让人们看到一个全球监控系统,这个系统自2001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全面铺开。秘密司法机关让美国国安局可以在覆盖全国民众的电话、互联网和地点纪录中无孔不入。其中一份被泄露的演说幻灯片称,国安局的“整体哲学”是“照单全收”。
 
在《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的第一次曝光之后半年,斯诺登同意深入回顾他的选择的根源和反响。在两天内几乎不断续的对话中,他显得放松而活泼,吃着汉堡、意粉、冰激凌和俄罗斯糕点。
 
斯诺登描述了很多为情报机关工作,以及在俄罗斯像一只“关在家里的猫”一样生活的小片段,但他一直将对话带回关于监控、民主和他曝光的文件的意义。
 
“对我来说,从个人满足的角度,使命已经完成了,”他说,“我已经赢了。在记者们可以开始他们的工作那一刻,所有我一直努力试图完成的事情都得到了正名。因为,记住,我不想改变社会。我想给社会一个机会,决定是否要改变。”
 
“我想做的只是让公众可以在他们如何被管治的问题上有发言权。我们很久之前曾经取得这方面的一定成就。现在,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扩大成果。”
 
如盲人在途
 
斯诺登是一个很有条理的思考者,以工程师的模式解决问题。过去他发现,一台危险的公共监控机器正在毫无监察规管之下生长。他说,国会和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闭门监督是“判断的坟墓”,因为判决被监督对象国安局操纵。保密判决建起高墙,阻止公共辩论。
 
要推翻这些高墙将是攻击墙内无处不在的种种定规的壮举。有人必须避开安检,窃取秘密,与记者进行不被跟踪的联络,并给他们足够的证据来报道故事。
 
美国国安局的工作是“信息统治”,即用其他人的秘密来塑造事件。29岁的斯诺登在国安局的主场将它打败。 
 
斯诺登说:“你知道你在这条路上是个盲人,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参考。”他没办法知道公众是否和他有同样的看法。
 
“但如果你把这条路与其他选项——即不作为——相比,你会知道有一点分析比完全没有好。因为即便你的分析结论是错的,观念的市场会容许错误。如果你从一个工程的角度——迭代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情形很清晰,你必须尝试,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用他自己的话说,斯诺登的胜利已经超越他的野心。一向习惯监视别人而非被监视的美国国安局也面临审查,这是上世界70年代——或有史以来——头一遭。
 
国会、法庭、大众文化、硅谷和世界各国都感受到了层叠效应。互联网本身的基本结构现在遭到质疑,巴西和欧盟成员正在考虑将有关数据从美国领土撤出,而美国的科技巨头,包括谷歌、微软和雅虎,都采取行动防止政府收集数据。
 
数月以来,奥巴马政府官员不断攻击斯诺登的动机,称国安局的工作被选择性的泄漏和误读歪曲。
 
12月16日,美国打了一场如果没有斯诺登事件就不会开庭的官司。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利昂(RichardJ.Leon)在判词中形容国安局的权力“几乎是奥威尔式的”,而国安局大规模地收集美国本地电话记录的行为可能违宪。
 
翌日,在白宫罗斯福厅,一群来自老牌电话公司和新晋网络公司的管理层告诉总统奥巴马,国安局对他们网络的入侵威胁美国信息经济。第二天,奥巴马任命的顾问小组建议对国安局实施新的实质性制约,包括停止收集国内电话记录的“棱镜计划”。
 
政府问责计划(GovernmentAccountabilityProject)的简瑟琳·拉达克(JesselynRadack)是斯诺登法律顾问之一,她说:“这个星期是转折点。”
 
他们选了我
 
6月22日,司法部展开对斯诺登涉嫌间谍和偷取政府财产重罪的刑事指控调查。这堆干巴巴的罪名丝毫看不出美国国内的愤怒。
 
在情报和国家安全系统中,斯诺登被视为不计后果的破坏者。
 
在7月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AspenSecurityForum)上,一名四星军官坐在一个他知道曾与斯诺登联络的记者旁边,这名军官会议全程都非常 激动。走之前,他转过身,指着记者愤怒地说:“我们没有再来一次911”,因为情报让作战人员可以先找到敌人。“你什么都不懂,直到你必须扣动扳机,直到 你不得不埋葬你的人民。”
 
不少人认为,斯诺登违反了保密协定,这似乎是一种背叛。美国国安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Alexander)和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克拉珀(JamesR.ClapperJr.)以及其他官员,都用这个说法。
 
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斯诺登实事求是地说,标准表格312,即机密信息保密协议,是一份民事合同。他签了,但他的忠诚不在那儿。
他说:“效忠宣誓不是保密宣誓。那是对宪法宣誓。那是我遵守了,而基思·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克拉珀没有遵守的誓言。”他说,指责他不忠的人误解了他的目的。
 
“我不是想推翻国安局,而是为改善国安局而工作。我现在仍然为国安局工作。他们是唯一不知道这个情况的人。”
 
是什么让30岁的斯诺登负起这种责任?
 
“这个问题:谁选了你?是颠倒了来问,”他说,“他们选了我。监督者。”
 
他说出了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
 
他说,“戴安范·恩斯坦(DianeFeinstein)在听证会上问软柿子问题的时候选了我,麦克·罗杰斯(MikeRogers)在藏起这些计划的时 候选了我……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在裁定一些法庭本应难容的事情为合法的时候选了我。系统全面失效,本应处理问题的各层监督、各层问责都放弃了他们的责任。”
 
“不是他们指定了我这个人或某一个人——因为我特别符合资格,像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你有这个能力,你知道桌子上的其他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能力,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必须有人先动手。”
 
“首页试验”
 
斯诺登认为,国安局的员工总体上是认可他们的使命的,并相信,在大规模收集美国电话和邮件内容时,国安局会小心地处理这些从普通民众身上获得的秘密信息,并且只会偶尔使用。
 
但斯诺登也表示,他相信国安局的做法并非为全世界接受。他在一年多前开始试水,与同事和上司不时谈及预示他未来计划的话题。
 
从2012年10月开始,他向国安局技术司的两名上司和国安局威胁行动中心在夏威夷的地区基地的两名官员表达了他的疑虑。斯诺登说,他向这4个人,和另外 15名同事,展示了一个名为“资讯无界”(BOUNDLESSINFORMANT)的数据查询工具,用不同颜色的“热点地图”来追踪国安局从不同地区获取 的信息量。
 
他的同事常常“在得知我们在美国本土的美国人身上获取信息多于我们从在俄罗斯的俄国人身上获取的信息时非常惊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很困扰,有几个说他们再也不想知道更多。
 
“我问了他们,如果这出现在浏览器首页,你觉得公众会怎么做?”他知道有批评指他越过内部渠道申诉。他说:“这样就不是报告了吗?这样就不是提意见了吗?”
 
去年12月,斯诺登正在联络记者,虽然他还没有给他们任何机密信息。他不断给他的同事做“首页试验”,直到4月。
 
当被问及上述对话时,国安局发言人瓦因斯(VaneeVines)向《华盛顿邮报》发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在深入调查,包括与他在国安局的前上司和同事进行谈话之后,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斯诺登先生曾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斯诺登提起了3年前他的另外一场对话,那时他被美国国安局的技术司派去做支援,在日本进行监听。作为一个系统管理员,他能进入整个安全和监控体系,他说看到了严重的信息安全漏洞。
 
“我其实在2009年就建议他们用二人监管系统”。第一次是在日本对他的上司提出,第二次是对技术司的太平洋行动总监。“当然,一个举报人可以用的东西,一个间谍也可以用。”
 
斯诺登的建议,即要求在进行风险操作——比如将文档复制到移动硬盘时——需要第二组密码,成为了政府对监听门的最早回应。
 
国安局发言人瓦因斯表示,3年前的这次对话也没有记录。
 
美国会消失
 
在今年春天公布机密文件之前,斯诺登对风险做了最后一次评估。他已经克服了对他个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自私的恐惧”。回忆起那个月,“唯一的恐惧是冷漠——怕人们不在乎,不想改变。”
 
斯诺登公开的文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美国人看到了他们从不知道的历史。
 
题为“电子监控的黄金时代”内部说明文件显示,“肌肉发达”(MUSCULAR)、“骚动”(TUMULT)、“骚乱”(TURMOIL)等文档名称无不彰显国安局的强盛。
 
在私人通讯公司的帮助下,国安局学会了通过连接世界各大洲和通过海底的光纤电缆捕捉海量的数据。斯诺登手上的其中一份文件显示,国安局的特别信息源行动 组,早在2006年,就能“每14.4秒接收到一个国会图书馆”。这个行动组的纹章有点俗套:一只老鹰嘴上叼着全世界的电缆。
 
每年,国安局的系统都会收集到数亿本邮箱地址,数千亿移动电话地点纪录,和数万亿通本地电话。
 
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都应该属于毫无嫌疑的普通人。但新型的大容量储存技术和信息处理工具让国安局可以运用这些信息来确定全球范围内的人际关系。国安局领导层相信,只有这样,国安局才能接触到他们不认识的情报目标。
 
在国安局的眼中,信号情报,或者电子监听,事关生死存亡,“据我们所知,没了这个,美国就会消失,”2001年10月第一周的一场内部演示上,国安局强调自己对基地组织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的响应时,如是说。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国安局相信自己不应该看漏任何东西。在前总统乔治布什的指令下,在没有国会和法庭的授权情况下,国安局开始收集美国国内数据。国安局后来赢得了这些机构的同意,部分基于国会在2007年到2012年间通过的秘密释法,而奥巴马政府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棱镜计划通过谷歌、雅虎、微软、苹果和5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收集用户数据,国安局可以获得任何发给、来自、或关于特定目标的通讯。这些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满足政府的要求。
 
棱镜计划每年会由监视法庭检讨一次,国安局没有用该计划来收集上述公司的全部数据。为了扩大抓取范围,国安局与它的英国对手政府通信总部(GCHQ)合作,闯入将谷歌和雅虎全球数据连接在一起的私人光纤网络。
 
这个行动就是“肌肉发达”(MUSCULAR),从美国国土以外地区潜入美国公司的数据库。美国国安局因此相信它不需要从国会或者司法机关获得允准。数千万美国账户数据通过这些谷歌和雅虎链接,但机密判决允许国安局擅自使用这些从海外获取的属于外国人的数据。
 
深度威胁
 
“肌肉发达”计划的曝光让美国科技公司的高层愤怒。他们认为,国安局有权获取他们的前台信息,同时闯入了他们的后台。
 
微软法务顾问布拉德•史密斯(BradSmith)在他的公司博客上发出抗议,称国安局是“严重深度威胁”——这是美国网络安全圈里最严重的抗议字眼,通常只会用在中国国家黑客和资深犯罪公司身上。
 
“在整个行业里,这件事让每个人都想问,我们知道的是否和我们认为知道的一样多,”史密斯在一次采访中说,“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人们相信美国政府在美国领土上的行为遵守美国法律,但可能有事正在美国以外发生……这让事件比我们所知的更大、更复杂、更让人不安。”
 
史密斯说,他们怀疑,国安局是否正在收集公司本身的专有资料。
 
谷歌和雅虎领头下,一个又一个公司宣布使用昂贵的加密手段来保护数万英里电缆上流动的数据。这是一种直接——甚至直白的——对国安局大规模收集数据的反击。如果国安局想要信息,就要提出申请,或者每次都绕过一个加密系统。
 
当这些加密计划完成时,对国安局而言,整个互联网会变得不那么友好。国安局仍然可以从任一个体收集数据,但收集所有人的数据会变得困难。
 
史密斯表示,行业的回应是被商业威胁逼出来的。美国公司不能被看成美国情报机关的糖果店。史密斯说,原则是保证客户的数据在合法合宪的情况下才交给政府。
 
弹头放进额头
 
斯诺登从头到尾的焦点都是一个:个人关注会改变他眼中国安局做错的大多数事。
 
半年前,一个记者通过加密邮件问他,如果后果是会限制一个有用的情报工具,为什么美国人会希望国安局停止大规模数据收集计划?
 
他回复说:“我相信关于我们的政府权力的公共讨论的成本,少于允许这些权力继续秘密增长所可能带来的危险。”他把这些危险称作“对民主管治的直接威胁”。
 
在莫斯科的访问中,斯诺登说:“政府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他们要完整的觉察。问题是,这是我们应该允许的吗?”
 
斯诺登将国安局的权力与英国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所有的权力相类比,当时“通用批文”允许任何人被搜身。斯诺登说,外国情报监控法庭“发出针对整个国家元数据的通用批文”。
 
“上一次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打了一场仗。”
 
当然,科技也让私人公司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客户监控。斯诺登说,这与国安局持有数据不同,区别在于,政府可以拿走人的生命或自由。
 
他说,在国安局,“办公室有人开玩笑,‘我们把弹头放进额头’。推特不会把弹头放进额头。”
 
斯诺登认为,隐私是普世权利,对美国或外国的监控都适用。
 
他说:“我不在乎你是教皇还是本拉登。只要有个人化的、能说清楚的、可能的理由去把这些人当作合法的外国情报目标,就可以了。我不认为要求清晰的理由是增加荒唐的负担。因为,你必须明白,当你能用国安局的工具的时候,清晰的理由是从天而降的。”
 
无人不知
 
6月29日,欧盟反恐协调员戴科乔夫(GillesdeKerchove)从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发现,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闯进欧盟的办公室,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并安装监控工具。
 
这个56岁的比利时人常做机密工作,从来不认为自己无辜。但他对这则新闻有非常个人的反应,而且当他从华盛顿听到非官方的解释时,反应更剧烈。
 
“(美国国安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说无人不知。大家都知道,”戴科乔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讨厌这个想法,就像国安局把臭虫放进我的办公室一样。不,我不喜欢。不。盟友?不。如果人们觉得这很高尚我反而惊奇。”
 
当国安局被曝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巴西总统罗赛夫的手机时,相似的——私下表达时会比较不礼貌——反应再次出现。同盟关系受损。罗赛夫取消了9月份与奥巴马的国宴。
 
在斯诺登看来,监听盟友的新闻点并不在于对象。
 
他说:“关键是这件事暴露了政府的谎言。”在最初关于国安局监听德国的报告出现之后,奥巴马政府给了公众假的保证。“美国政府说:‘我们在德国遵守德国法 律。我们从来没有以德国公民为目标。’然后东窗事发,报道显示:‘你在说什么?你在监听德国总理。’你在国会面前对整个国家说谎。”
 
私底下,美国情报官员仍然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监听美国的盟友,但他们更注意不要被发现。
 
10月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克拉珀对一个众议院小组说:“我们在情报工作中的许多事,如果被曝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效果。”
 
他们会犯错
 
美国官员说,很明显,斯诺登的泄密会对情报收集产生严重的伤害,曝光工作方法会让对手学习避开监视。
 
国家反恐中心、国安局前法务顾问奥尔森(MatthewOlsen)说:“我们看到基地组织和相关组织开始设法调整沟通方式。”
 
其他官员表示,他们已经看到部分监控对象正在改变频道。他们承认,这个证据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国安局已经能够监控改变。
 
克拉珀反复对公众强调,泄密产生了巨大的上海,但私底下,他的立场更微妙一些。他在一次闭门会议中说,今年秋天,对过去间谍案的早期伤害评估发现,预期中的可怕伤害事实上并没有发生。
 
其中一名与会者说,克拉珀说:“人们必须沟通。他们会犯错,我们要挖出来。”
 
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表示,他们最大的忧虑是两个不确定。一个是俄罗斯或中国是否会从斯诺登的电脑里拿走他的文件,这是最糟糕的情况,而三名官员都表示,没有证据证明这已经发生。
 
在前一次作业中,斯诺登教美国情报人员如何在一个“高危数码环境”中进行安全操作,模拟情境中的威胁来自中国。他不愿意讨论这些文件的现况,但他很自信没有在香港将文件泄漏给中国情报人员,也没有在俄罗斯这样做。
 
他把手提电脑屏幕转向来访者,说:“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的硬盘完全是空的。”
 
一个大问题是,斯诺登拿走了多少文件。国安局的准副局长RickLedgett说数量可能高达170万份,这与之前的估计相差甚远。Ledgett说,他愿意为换得余下数据的安全,而与斯诺登谈判特赦。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否决了这种可能性。
 
美国民权同盟的BenWizner说:“如果他们想要解决问题、而非将斯诺登投入监狱的建设性对话,政府知道在哪儿找我们。”Wizner是斯诺登法律团队的核心成员。
 
有报道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称,斯诺登已经准备好,一旦被捕或遇害,就自动公开敏感文件。这种说法很可以,因为斯诺登一直坚持不愿意将文件整体公布。
 
斯诺登的密友说,如果他蠢到想要“咸鱼翻身”,他就等于邀请所有想要得到文件的人来杀他。
 
在莫斯科的采访中,当问到这个自动公开机制时,斯诺登做了个鬼脸,不愿意回应。之后,他发了一条加密信息:“这听起来更像是自杀。完全不合理。”
 
让他们说去吧
 
斯诺登是一个寡言的人,不愿意讨论个人生活的细节。
 
采访进行的两天中,他一刻都没有松懈防卫和警惕,但他愿意流露一些感性。他说自己是个“苦行者”。他靠吃拉面和薯片就可以生活。他也有访客,很多都带着书。这些书堆起来,一本都没有读过。互联网是无远弗届的图书馆,也是观察他的诉求进程的窗口.
 
他说:“要让我离开这座房子已经很难了。我没有很多需求……有时有些事做,有些东西看,有些人要见,有些任务要完成。但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你懂的。否则,只要我能坐着、思考、写作,再和跟谁聊会儿天,那就比去外面任何地方、看任何地标都要有意义。”
 
斯诺登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美国国安局而非他个人,他说:“让他们说去吧,与我无关。”
 
斯诺登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美国国安局,而非他个人。
 
国安局、中情局前局长麦克瑞海登(MichaelV.Hayden)预计,斯诺登会在莫斯科变成酒鬼,了此余生,就像其他“逃亡者”一样。斯诺登对此不屑一顾。他从不喝酒。
 
但斯诺登知道,他继续留在俄罗斯容易招致批评。莫斯科并非他所选的最终栖息地。他说,一旦美国政府注销了他的护照,而他试图通过拉丁美洲转机,他就别无选择。
 
俄罗斯当局一直注视着他,但斯诺登身边没有随从,采访者也看不到他周围有其他人。斯诺登没有试图做什么秘密沟通,也没有让他的访客这样做。从他第一天到达莫斯科SVO国际机场的转机大厅,他就一直能上网,每天和律师、记者保持交流。
 
他说:“说我对俄罗斯或中国或任何美国以外的国家效忠都是毫无根据的。我和俄国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协议。”
 
斯诺登说:“如果我逃了,我是从政府逃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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